流淌不息的大运河水，滋润和洗礼着常州，千载以降，地杰人灵，文脉悠长。1906年1月13日（农历腊月十九），常州青果巷传出一声男婴的啼哭，“礼和堂”上下欢天喜地。青果巷盛产名士，盛宣怀、李伯元、赵元任、史良，皆出自此条小巷。这位腊月出生的男婴，就是一代名士——周有光。
周家本是当地富商，太平天国攻陷常州后，周家资财散尽，败落了。1923年，周有光“高考”的时候，只好报考免费的师范学校。心有不甘的小伙子，参加了圣约翰大学的考试，还真考上了。但圣约翰大学属于贵族学校，周家难以承受高昂的学费。还是姐姐的同事朱毓君心怀慈悲，典当了妈妈的嫁妆，凑够了两百元的学费。
位于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，属于老资格的教会学校。晚清民国时期，中国先后存在14所教会大学，圣约翰大学属于14所教会大学的老大哥，曾培养不少人才，如文化界林语堂、邹韬奋，教育界马约翰、孟宪承、曹云祥、周贻春、陈景磐、傅统先，医学界颜福庆、牛惠霖，经济界刘鸿生、潘序伦、俞鸿钧、荣毅仁，政界俞大维、宋子文，外交界顾维钧、施肇基。顾准曾在这里教会计学，李慎之也曾在这所学府学习经济学。
周有光在这所学府，领略通才教育的魅力，主修经济学，副修语言学。周有光以后的人生历程，似乎在圣约翰大学就已经打好伏笔。50岁之前，从事经济学；50岁到100岁之间，从事语言文字学。
周有光大二下半学期，上海发生“五卅惨案”，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义愤填膺，钱基博和孟宪承两位先生参与领导了学生运动。1925年6月3日，正当师生准备唱国歌并向国旗行鞠躬礼时，校长卜舫济赶到现场进行劝阻，双方情绪激烈，发生正面冲突。“国旗事件”的爆发，激起了中国师生的强烈愤慨，纷纷表示与圣约翰大学决裂。
与圣约翰决裂的众多师生，在爱国士绅的赞助下，用三个月的时间，成立光华大学。爱国实业家张寿镛先生为这所学府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追求“光与真理”的周有光，就从圣约翰大学转到“格致诚正”的光华大学。1927年，周有光以优异的成绩，从光华大学毕业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周先生的这两所母校，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，两所母校的校址依旧，但早已换上了华东政法大学和东华大学的牌子。
合肥张冀牖先生有四个女儿——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。敦厚的叶圣陶先生说：谁要是娶了张家小姐，谁就会幸福一辈子。四位有福气的姑爷是——顾元�d（昆曲演员）、周有光、沈从文、傅汉思（洋姑爷）。
周有光真是好福气，他的妹妹与张家二小姐是乐益女中闺蜜，不经意间，两人就熟悉了。周有光回忆说，自己与二小姐属于流水般的恋爱，没有大风大浪。张允和，那可不简单，被同学赞誉为“温柔的防浪石堤”。周有光遇到了自己的如花美眷张允和，有滋有味地享受似水流年。夫妻相敬如宾、举案齐眉，一天必碰两次杯，上午是红酒，下午是咖啡，几十年雷打不动。
话说张家老大去了台湾，老四去了外国。老二、老三落户北京，自然走的近。好学的沈从文，常与周有光切磋琢磨，很难把他问倒，就戏谑地称连襟为“周百科”。
好一个“周百科”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周先生通达的视野、平实的眼光，到底是怎么陶冶的？思来想去，大概有四个方面因素：
民国老大学一贯的旨趣是通才教育，贯通古今，融通中外，打通文理。民国毕业的老大学生，一般都功底扎实，基础宽厚，视野开阔。这是因为，不少人在中学就已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大学毕业后，周有光曾在光华大学、江苏省立教育学院、浙江省立教育学院任教，也曾出任新华银行驻伦敦和纽约的代表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务，周先生驾轻就熟，相得益彰。
周有光本人是个趣味主义者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务，根本不可能束缚他。业余时间，周有光喜欢搜集各国字母，就是觉得好玩，也不可能先知先觉，说这是为新中国文字改革做准备。周先生后来搞比较文字学，这些就派上了用处。
周先生的问学路径，是从百科全书起步的。记得王云五先生通过阅读百科全书，自学成才，经弟子胡适力荐，入主商务印书馆，周有光那个时代，大学教材还没有定型，大学的学习并不迷信教材。周有光的老师把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词条，指定为课外必读文献，一来二去，阅读百科全书上瘾。具有经济眼光的周有光觉得，百科全书大大降低了阅读成本，事半功倍。周氏看来，“词条”可谓知识的骨架，骨架具备，就初步具备了学科的常识，以后如有兴趣，可以深入钻研。
蒙沈从文所赐的“周百科”，改革开放之后与钱伟长、刘尊祺共同主持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翻译工作，历史可真是妙啊！
（二）
平等、宽容的周有光先生，可说是忘年人。心胸开阔，不求闻达，是一个令人喜爱的“新潮老头”。他83岁“退休”在家，进行自我启蒙，一不留神，进入比较文化学的领域，妙论迭出，异彩纷呈，精妙绝伦。
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业方式，使得多数学术才俊，陷入津贴、课题、项目、基金、基地的争夺中，灵感和灵气泯灭在表格里面，学术所需的寂寞的自由，哪里还敢奢望？不习惯独立思考，盲从、跟风，可说是学术界多年的陈规陋习。这两方面合力，使得学术界充满着喧哗与骚动。
周先生是当代大陆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。老先生认为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，与以往迥然不同。以往是从国家看世界，现在则是从世界看国家。既然要从世界看国家，这就要求跳出中国看中国。不跳出中国，观察世界，岂不是夜郎自大、坐井观天？改革开放，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，即中国进入全球贸易体系。
现在的“世界观”，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”观。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，所以，一切价值都要重新估量。国家/世界、东方/西方、传统/现代、民主/独裁、自由/专制、社会主义/资本主义，所有这一切，都要重新梳理和分析。
天下一致而百虑，殊途而同归。世界历史的大势，从经济上来说，农业、工业、信息；从政治来说，神权、君权、民权。以前那种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”的说法，很少有人提了；“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”，经由文化领袖季羡林先生提出，20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。
周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：“这两种说法都只看到人类文化的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，没有看到还有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。”世界上不只有所谓“东方”和“西方”的文化，还有地区之外，超越于地区之上，世界各国“共创、共享、共有”的共同文化，每个国家都已经进入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国际文化并存的“双文化”时代。可见，传统与现代，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，现代文化的先进国家，并不是以彻底抛弃传统为前提，比如英国，就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国度。一个看似无解的文化悖论，经周先生的解说，不由得恍然大悟，豁然开朗。
“共创、共享、共有”的文化，来自于五百年来东亚、南亚、西亚、西方文化的激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“小国”的崛起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，都属于“小国”，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，一鞭先着。二次大战之后，小国崛起，大国衰落，美国只是一个例外。
看到老先生的论说，真是如芒在背，笔者开设的选修课程，正好有一门《大国崛起》。尽管我对这门课程，所持有的理念是批判的精神，但是，不难看出，笔者对“大国崛起”的言说，如何情有独钟。2006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《大国崛起》，燃起了国人几多英雄梦；加以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产生不少非理性亢奋，隐隐然间，这个古老的大国似乎已经崛起。
一部《朝闻道集》，处处闪现着百岁长者的思想火花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怀有温情的周有光先生，所具有的那份理性清明，对于激切的知识界，实乃一剂良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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